七零后的美好童年

实际上，我那时得的是大叶性肺炎。作为小孩子，我自己不了解。但是，在解放前或是解放后的边远地区，这种病是小孩子的克星，是人类克服人****炸式增长的最好的原生态方式。在医疗条件不好的时候或是地区，它是小孩子常见的、致死率最高的病之一。在我的年代，一般治这种病会用到一种药，叫做“四环素”。这种药治这个病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会有严重的后遗症，严重的会使患者缺钙，有的孩子的腿都因此变形而严重地影响了发育，轻一点的，会有四环素牙，牙会变黑，影响美观，并且牙都很脆，在未来的人生中，牙病都会长期伴随着他们。

不过还好，我的父母都是医生，在我得这种病时，医疗界已经了解了这种药的危害，并且刚好在我那一年，我国的医疗界要求不再使用四环素。当然，在一些边远地区还是会有人在用，但至少，没用在我身上，我逃过了一劫。我当时用的是青莓素。这种药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要防止过敏，另一个是，打完针会很疼。

其实那个时候父母是很担心的。因为我的病当时很重，即使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也不是百分之百能治好，还是有夭折的可能的。所以，父亲每天回家给我打针。

后来，这次生病不知不觉就好了。

另一次生病，是“肿炸腮”。就是腮腺炎。我记得半个脖子和半个脸都肿了，肿着皮肤都透亮。母亲用大团的纱布包着一种黄色的药膏贴在我肿的部位。当然，还是打针和吃药。而那次，打针和吃药时间并不长，痛苦也少些，而真正的痛苦，是在揭下那块大膏药的时候。药已干了，粘在我的脸上，似乎跟肉皮都长在一起了。父亲母亲两人轮流给我揭也没揭下来，我则想象着一旦揭下来，半个脸的肉都粘没了，该多恐怖，因此拼命地抵抗。因为在我的印象中，那块大药布好象比我的头都重，确实非常大。最终，母亲用温水把那块纱布浸湿了，泡到半夜，在我睡着以后，慢慢地把药布取了下来。后来又经过好几天，才一点点用水把粘在脸上，剩下的一些药渣完全洗净。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所以我没有去住院。那个时期，我第一次深刻地跟医疗设备有了接触。我开始玩到了听诊器。那个时候，很少做X光，而且我的父母是医生，他们也不愿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用那个东西。但是还好，他们医术还可以，只用体温计和听诊器就确认了我的病情。除了听诊器，我还玩到了打针用的东西。注射器就装在一个很的小饭盒里，有很重的消毒水的味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一次性注射器，针管都是玻璃的，用过后，要用高压锅去高温消毒，然后装在用消毒水洗过的小饭盒里。每天，父亲就用它来给我打针。

最初的几天，我对打针的印象不深，因为我好象整天都在昏睡，可能已接近于昏迷了，因此没有记忆。我的恶心难受是后几天的事。过了几天后，我的病情有所好转，也更有精神了，于是打针就成了我的恶梦。

不过，在那段时光，并不都是美好的。我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生病也是在那个时期。

那时可能是小学一年级，也许是二年级。应该是春天，或者是秋天。那个年纪的孩子，对生病不太注意，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混身难受，出去玩也没有心情了。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不用去上学了。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好，不用起早了。不过随后的几天，我觉得绝对是我人生中的低谷。因为，太难受了。吃不下饭，见到吃的就吐。为了让我补充营养，母亲托人从北京带回来一种极细的鸡蛋挂面，每天煮给我吃。可是，我看到母亲从锅里往外盛面条就直接吐了，更不要说去吃。头疼，发烧，恶心整天地伴随着我。从看到面条吐了开始，直到今天，我看到那种极细的、黄色的线条时仍然会头晕，恶心，不舒服。后来，我们家有一条毛巾，也是带极细的黄色条纹的。我每次见到都觉得不舒服，想起那次生病。

尤其是有一天，那天我的病已基本快好了，已经能在地上玩了。晚上，父亲照例给我打针，我则十分痛苦，想求饶不要再打了。但父亲比较严厉，命令我趴好不要动。听话的我只好趴在那等着新的痛苦。实际上，我的屁股上都没什么好地方了，到处都疼，再扎下去，我不知道要疼到什么程度。正在我等待时，我从眼角余光中，看到父亲在灯光下，高举着注射器在往里推药，我只能看到灯光映到墙上的影子，直到看到影子里的针头滴出了药水。这个形象，就象是皮影戏里的剪影。这个场景，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因为，这个场景的下一幕，是父亲说了一句话。他说：“咦，这针头怎么带勾儿的啊？”现在想来，这可能是父亲看到我满脸是汗吓得直哆嗦感到好笑，吓唬我的。不过我当时可是当真了，立即就转过身来，拼命地挣扎，大意是千万别拿带勾的针给我扎。我拼命地哀求，以致声泪俱下。于是母亲数落父亲没正形，安慰我说，就今天这一针，打完明天就不打了。因为我坚决拒绝父亲再继续打针，因此同为医生的母亲接过了注射器，并开始在我的屁股上找打针的位置。

我感觉，她按我哪个部位，都非常地疼。原始的那种青莓素，打完是真疼，好几天都坐不下。而我已连着打了十多天了，真是没地方扎了。母亲也一定看到了布满了针眼的屁屁，实在是没地方扎了，也许她也真下不去手了。总之，她按来按去，又拿出我腋下的体温计观察，然后跟父亲商量了一会，最后说，“算了，也不发烧了，也没地方扎针了，这针，就不打了吧。”我听到这番话，高兴的从炕上一翻身蹦了起来，但是，一来是屁股真疼，二来是怕她们反悔再给我打针，我立即又捂着屁股大声喊疼，然后滚到炕的另一头去了。最后母亲说，“针可以不打了，但得按时吃药。”

实际上，吃药只比打针好一点点。因为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糖衣片或是儿童药，都是把成人用的大药片子用手掰开给孩子们吃。但就算掰开了，那药片还是很大，让我咽下去是难上加难。父母就把药放到装着温水的匙子里，捣碎，让我喝下去。那东西可是太苦了，每次喝它以前，我都得哭上一鼻子，直到父亲从边上拿出注射器在我面前晃，我才能让母亲捏住鼻子，硬把药汤子灌下去。每次让我吃药，父亲母亲都得说上一大车的好话，用上十多分钟的时间。

想起我住在那个火炕上楼的房子里的时光，我的心总是会颤，那段时光离我那么远，但又仿佛就在眼前。那时，我天天盼着明天，而明天总是在明天才会到来，让人心焦。而今，那段时光居然离我已三十多年了。想起来总是让人泪沾衣襟。我的人生虽然已经过半，而那段时光回忆起来却又仿佛让我回到了那时的生活。想到那段时光，我就象又回到了童年，连看问题的方式，都跟孩子一样了。那段记忆总是阳光的，幸福的。在那里，我上了小学，认识了新朋友，在明媚的阳光中，我迎来了1980年。我跟着父亲一起做木工，看他在耳朵上别支铅笔，使用各种工具做出一件件漂亮的家具。而在冬天，我的印象中就是白雪覆盖下的狭窄过道和散落在雪地上的煤渣，就象印在雪白画布上的一杂杂梅花。

后来，那里发生了许多大事。有一次我们和邻居家都被盗了。因为我们的阳台是开放的，一个楼层共用一个大阳台，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随遍到我们的阳台上来。我家丢了一件我的上衣，还有一盆扶桑花。邻居家也都分别丢了东西。当时我的印象并不深刻，只知道有这件事，可能是大人们怕我们小孩子害怕，没敢跟我们深说吧。为此，我们家跟邻居们商量以后，在阳台和楼梯之间安装了一个门。这事在当时是有的，不过我忘记了，妹妹提醒后我才想起来。

还有一次，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在过年的章节中我没有写，怕破坏了气氛。在某一年的春节，楼下有人放二踢脚时，落在了我们的阳台上。我记得当时听到外面轰地一声响，但大家都没在意。过年的时候，这种声音并不奇怪。但是在我准备出门去玩，在路过阳台时，觉得在某一个角落不太对劲，在不该有烟的地方正在升起股股青烟。于是我就停下来寻找，结果在对面大宏家堆放物品的地方，发现有条被报纸包着的鱼，报纸沾上了油，已经湿了，而这块沾着油的报纸正在冒烟。我认为我应该把它打灭，但还没等我动手，明火就窜了出来。我觉得这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因为它的边上还有被报纸包着的肉和其他易燃的杂物。于是我跑回家，喊自己的父亲，告诉他这里着火了。当然，火还不大，被顺利的扑灭了，但让大家都很后怕。我算是立了一大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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