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走，神棍

“打呀！”我心中暗道，“我就是那棵树，你使劲削我呀。”

我正想着，谁知她竟然真的给了大树来了一巴掌，而且还指着大树滔滔不绝地说教起来。她越说越气竟然上下一起猛攻起来，把在一旁的我给看愣了。

又过了一会儿，她可能累了，也可能是气出了，就慢慢停了下来。

欺骗了我最亲爱的母亲，让我感到愧疚。可是没过多久，那份愧疚便被心中的窃喜给冲到了九霄云外。

从那以后，我开始频频地对周围的人使用这种催眠幻视的能力，班级里的“怪事”也渐渐多了起来。而且那些“怪事”大多都跟我有着牵连，于是班里关于我的议论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本能地停止了对周围人使用幻视催眠。随之，班级里的“怪事”少了，关于我的议论也渐渐没了。

我自以为身段高明，瞒过了所有的人。却不想百密一疏，终是有人窥破了我的秘密，那人就是刚刚转到我们班的插班生，刘小风。

那时他坐在班里最后面，整天默不作声，不听课也不学习。因为插班生不算我们班的成绩，老师也懒得理他，只要不打架滋事也就都由着他。

刘小风那时就胖乎乎的，一点都不招人“稀罕”。他刚来时没朋友，就整天暗中观察我们。

一次在我买瓜子，我用爷爷的一张旱烟纸，换了卖瓜子老头的半斤瓜子，不巧被刘小风在远处瞧了个正着。这家伙很有心计，当时并没有戳破也没有声张。

那时我们班里正怪事四起，人们都在暗地里议论我，说我的“桃花眼”会魅人，班里的那些事都是我干的。如果那时他要是把这事说出去，恐怕那些我犯的“案子”早就破了，我也早就身败名裂了。

刘小风很沉得住气，他在人们都已经将那些“怪事”渐渐忘去的时候才找上我，说想要跟我“谈谈”。

我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于是，在一个半天学的午后，在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我如约而至。

刘小风早就等在那里，同他在一起的竟然还有一个人，是一个大人。那人是刘小风的叔，他见了我，先是跟我说了说闲话，后来才说到主题，问我为什么会有催眠幻视的能力。

我当然否认，并试着把他和刘小风一起催眠。但是那一次我的催眠术却失灵了。刘小风和他叔只是短暂被我控制了一会儿，然后便摆脱了我制造的幻觉。

我见“戏法”不灵了就想要开溜，却被他叫住。他沉默了好久才对我说，我有造化，但命格太轻怕压不住，叫我以后要多做善事，积阴德什么的。当时我还小，也听不懂，只是傻傻地站在哪儿听着。

后来他说要跟我爷爷谈谈，我炸毛了，说什么也不让。但我拦不住他，他后来还是去了爷爷家，见到了爷爷。

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和刘小风被赶到院子里。事后爷爷也没怎么说我，只是把我叫过去问我以后想当“干部”，还是想当“先生”。

我知道当“干部”就要考大学，就少不了挨揍，于是就问当“先生”是怎么回事。

爷爷那时好像也明白了我不是学习的料，叹了口气说当“先生”也不错，一样也能光宗耀祖。我莫名所以，也知道问也白问，就忙着和刘小风玩去了。

随后母亲也知道了这件事，是爷爷告诉她的。母亲叹着气看着我，只说是命。

自那以后，我很少再用那种能力，而且还和刘小风成了死党。初中毕业后，我上了职专，第二年爷爷过世了。毕业后的我，不愿去矿上上班，便今天干这，明天干那，没个正经营生，直到刘小风从南方回来。

“看来我们家小国真的董事了，作业写得不错，字也比以前强多了。”

母亲说着把作业本交回到我手中。我迟疑地接过，低着头把作业本塞进书包里。

我虽然有些懵，但也知道隐约知道我好像具备某种了不起的能力。那天，我在外面玩到很晚才回家。母亲问我，我就撒慌说去同学家些作业了。她显然不怎么相信我，就要检查我的作业。

我哆里哆嗦地把作业本递到了她手里，脑子里拼命想象着她手里拿的是一份书写工整，计算准确，毫无瑕疵的作业。

母亲翻看着我的作业，眉心渐渐凝成了个结。我害怕极了，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就在我将要下跪求饶，诅咒发愿“以后再不敢了”的时候，母亲忽然开口说道：

越是如此，她的胳膊就越粗，我们的脸就越红，成绩就越差。直到有一天，她在课堂上批改我们的作业，批着批着她忽然爬在讲桌上放声大哭起来，把我们都吓懵了。她越哭越凶，最后嚎啕着跑出门去。

在那之后学校领导给她放了几天假，我们也过了几天舒心日子。可是她重新回来后，我们的好日子又到头了。她的胳膊一天比一天粗着，我们的脸也越来越红，一直红到后脖颈。

我是她格外关注的一个人，倒不是因为我的成绩不好。而是在刚开学的时候，爷爷就专门来找过她，跟她说了我是考大学的料，要她用高标准来要求我。并且放出话来，只要不骨折，我任她削。

“杨建国，你知道吗我这都是为了你好；换了别人，我还懒得理他呢。”她边说边揉着红肿的手腕，然后瞥了一眼那棵大树，“这次长点记性，别总是让我操心，知道了吗……知道错了就回去吧。”

我如释重负，撒着欢似的跑回了教室。

我知道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一定是个“好”字，而且伴随着这个“好”字，她的巴掌一定会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我会同时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感受到她对我“深入骨髓”的殷切关怀。

她给了我这么长的前奏，我再不做防备简直有点对不起她。所以她“好”字还没出口，我就已经退后了两步，藏到了一棵大树后面。

她也看出我一块不错的材料——我的身子骨还算结实，所以也在我身上就下足了功夫。

一次，忘了是为什么，可能是上课说话要不就是课间打闹被她看见了。我和几个同学被她带到房后的小树林里，那里是她给我们动用“大刑”的地方。

那时的人上进心都强，我们的班主任更是如此。她刚走出校门，年纪轻，手劲也大，把我们调教得不善。

可饶是她如此用功，也赶不上一班的老班主任。我们班的成绩总是比一班差了一截。

一阵“雷烟火炮”过后，前面的几个同学领完了“赏”，喜滋滋地回教室去了。树林里只剩下我们俩。看着她咬牙切齿地朝我走来，我已经抖成了一团。

我低着头，眼角偷瞄着她。她一步一步向我靠近，就像一只猫觊觎着墙角里的老鼠一般。她高高地举起了手，口中说道：

“杨建国，我可说你什么……”

春去秋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时还是计划经济，资源性城市还没有衰退，正值黄金时期的末期。

矿区不仅有自己的小学，还有医院，电影院，各种体育场馆，还有敬老院，此外还有篮球队，足球队，羽毛球队，有的矿甚至在风景区或者是海边上建有自己的疗养站。站里的工作人员拿着矿上的工资，吃着外出补贴，过着闲云野鹤一般的逍遥日子。

我上了新矿六部小学，一年级二班。班主任姓李，叫什么忘了，反正是个刚从师专毕业的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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