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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并非全无讲述科学义理的文字，兵器、冶炼、造船、建筑方方面面皆有涉及，但普及率就太狭窄了。西方人设立大学时间晚过中国，但一旦设立，那大学内便分开科目单独立项，所谓数业有专攻，技术与人文同步发展。

中国设立大学远在秦汉时期便有了雏形，惜乎重文而轻技术，几千年读下来不过是“子曰”如何如何，技术上的事是读完以后于社会实践当中独立发展的科目，既无教授，亦少传人，就是那些比较好流传的中*医医书也不是从“医科大学”里流传的，而是民间医师传承才使不断。

中国技术历史与国外技术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民间为主体，而后者是有专门机构承继发展的，两下一比较，在技术普及与发展的速度上，西方便快过中国。

算学排于第一位是因为计算繁复，教授在授课时向对这一科要求严格，督促学生学习也远较其它科目认真。

然算学之难也在于其实用意义往往不为人理解，学起来难于下苦功夫。

比如说一加一学会了，知道日后买菜时对自己有好处；乘法学会了可以精简加法运算；再往上到一元二次方程，二元四次方程，乃至到了微积分时，教授不说，下面的学生则根本无从知道所学的用处何在。

学其它科目则少了这点茫然，学文学的知道是为了欣赏文字或者写出文字，学物理化学的可以知道事物之间的关系，生物学则是告之生物的奥秘。

孙造书是理科出身，深知有些高深的学问若要交给一个门外汉时，一定要先说明这学问的大致意义。所谓科学普及一举并非是告诉大众某项技术的方程式是如何复杂，乃是去繁取简，较为容易的将一种技术的用途与发展状况写出来让普通百姓能便捷的领会，这样才可达到普及的目的。

孙造书对马贤亮做的正是这一节，这一节做通了，他再把具体方程式分门别类的交给马贤亮，日后万一自己不幸蹬腿儿见阎王，马贤亮翻起资料时可按所需求取，不至于看到某公式时目瞪口呆无法领会其重大意义。

孙造书没听过刘文典授课，对所谓“蓼、汀、花、滁”四字真经既不明白，亦不关心，他只关心马贤亮是否能听懂自己打的比方，只有把这比方先弄清楚了，后的诸多技术方程式才能讲给马贤亮听。

历来授课中，最难的是算学，其次是外国语法，而后是理、化。

想到这里他脸上忍不住发笑。

孙造书不知道他脑袋里想的事，见他发笑，还以为是自己讲错了让中文系的人瞧不起，不禁有点愕然的道：“小马，我说得不对么？”。

马贤亮收起笑容答道：“不不，孙先生说得极对，我只是想起联大的刘文典教授讲《红楼梦》，他老先生几个字讲了几堂课。孙先生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立刻记起那几个字，叫做‘蓼、汀、花、滁’，却是把《红楼梦》概括全面了，所以那个精字我是极赞同的，因此发笑。”。

其时无论西人国人，稍有点见识的都知道世上有个学术权威的大奖项叫诺贝尔奖，联大中文系不是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至少在社会新闻方面向不会有遗漏。马贤亮脑袋里第一个闪出来的即是这个奖项。

孙造书道：“可不是么？他的目的只是想摘取个诺贝尔奖给自己装装门面，咱们自己人虽有优点，但缺点也不少，爱面子居首。这个人你大概听说过，他叫张敬来。”。

马贤亮睁大眼睛叫道：“哦？张敬来！这个人是商行里的曹副经理见过，我们私下聊时曹副经理对他的态度可不怎么友好。”。

孙造书自身是个搞技术的，能对国学解释出几句心得也算不错，马贤亮在这方面比他强得多，心中只是嘀咕道：“孙先生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只是未能说得更细致。这个么，我中国文学系不是胡吹大气，那是要比理科出身的强一点。”。

“强一点”三个字在脑袋里化成两个身影，一个高个儿，一个矮个儿。那高的头触到天，矮的那个身长不及三尺。

其时大学教授以文言文与白话掺半讲课，联合大学国文教授刘文典讲《红楼梦》，几个字讲了几节课，从小教室讲到大厅，又从大厅讲到广场，听者如潮。那几个字也简单，乃是“蓼、汀、花、滁”，却将《红楼梦》从一个层面上包含殆尽。

刘在文化界属旧派，对文言文钻研甚精，对白话文极鄙视，他的讲课便是求精求博，一字之后的含义多的过数万字的讲义，少的也有数千字。马贤亮在他那里亲身感受中华文化数年，孙造书所说的东西若从刘教授的思想来看，还不够精，亦不够博大，那个精字当真讲起来，刘教授又可开几堂大课；讲到博大时，怕是联合大学的广场上也不够众人踮着脚尖站的。

曹木甲私下里跟马贤亮说起张敬来时，前者是一肚子龌龊，马贤亮是一肚子戒备。张敬来的印象非是曹副经理不看好，连他马经理也防范有加。

马贤亮当下冷哼了一声道：“这个张敬来，亏得他没有搞成功，不然咱们不是亏大了么？”。

马贤亮嘀咕道：“国际性的大奖？”。

略一寻思，国际性的大奖中名气最显赫的就是欧洲的诺贝尔奖，这个奖项非但在学术界，各国报界也是一般的有名气。

孙造书说中国人“有缺点，爱面子居首”，他自己就是个中国人，那点陋习在他身上不居第一也在三甲之列，一听马贤亮对张敬来“不怎么友好”，他到放了一颗心，暗里道：“谢天谢地！小马这个人也对老张看不怎么顺眼，那么我不用担心以后他会在我的故事里提及张敬来了。”。

他这么一想，索性再往深里说给马贤亮听：“中国文化虽然博大精深，然问题就出在那个精字上，讲得具体一点就是太过笼统。前人注写的东西后人在字面上领会时往往有二、三层面可遵循，于是学文的便往人文上摸索，学理的便往义理上探询。这个世界偏是奇怪得很，讲万物内因的科学义理写出来枯燥乏味得很，看的人不多，能流传下来的也少，反到是写成人文色彩的东西看的人多，流传几千年也不成问题。中国人于义理上的东西不过是些丹药好流传，冶金地理诸多方面则多以炼丹、旅游的形式寥寥传几个册子。”。

孙造书说的这些在中国文学系人耳中极易吸收归纳和分析。

那西人的科学虽然先进，但理念源自他们的传统思想。须知中西传统思想二者之间区别甚大，国人的传统优势在于简略概括，但技术结构不强，不似西人的于事物描述逐字逐句条理分明。只是西人技术正因为过份究细节，往往舍本求末。

马贤亮是学中国文学的，对这一点看得比别人尤为清楚。国内有句话，叫“言简意赅”，时常有一字含义甚广的例子，这一点在旧式文言文里经常见到，世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精者，简也。能从简中求深的，非得有些传统思想的人才做得到。那个姓张的若是个年青一点的，就再过三十年也未必能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因为年青一代在学术上遵循的是西方人的思路，以西方人的思路跟西方人拼学术发展，十成里可输去八成。幸亏那个姓张的年岁大，年青时极有可能读过“子曰”诸篇章，否则今天哪有孙造书的成就？

他正感慨时只听孙造书又道：“那位姓张的虽起步正对路数，后面却又回到欧洲人的方法上去了。他的诸项理论逃不出西方人的学术范畴，你日后若能看到他的文章发表，拿去与外国的同类文章对照，二者之间的原理大致一样，学术上殊无新意。他的意思只是想日后争取个国际性的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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