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冷锋

随后，许多进步报刊也群起批判，有理有据，最终以大公报失败而告终。

“我认为大公报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抓住公众的眼球，发表一些有利于党国的焦点新闻和评论。肖科长，你认为呢？”

匡科长说着，便转脸问了肖天浩一句。

匡科长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显然，她对这一次的“心战”的宣传已经下了不少功夫。

回到办公室，曹阳、吴冲几个已经在忙着打电话联系，只有肖天浩一个人淡定地坐在那里翻阅着报纸。

“喂！你手下有没有线人啊？”

陆曼见肖天浩坐在那里不动。以为他正无计可施、在那里发愁。便探过头来关心地问了一句。

“线人？什么线人？”

肖天浩不明地问道。

“也就是你的手下啊！没线人你如何搜集新闻素材？”

陆曼对肖天浩问话有些哭笑不得。看来，这个新来的副科长对于新闻媒体方面还是没有多少经验。

“哦，原来是这样！科长不是说半个月的时间吗？不焦急，明天我到中山路走走再说。”

肖天浩调查和摸底的区域是在中山路一带，也就是南京最繁华的地区。贯穿着玄武区、秦淮区、钟楼区几个区域，人流量很大。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之后，中山路一带的文化气息也日益浓厚起来。

中山北路整条街道一走下来，肖天浩已经看到大大小小五、六家书店了。

小曼这么一提醒之后，肖天浩知道要想按时交差，没有几个“线人”的帮忙，那根本无法完成任务。

于是，今天一早起来，他便带好证件顺着中山北路一路逛下来。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

保密局进行“心战”宣传不外乎就是三种方式。主要是通过报纸宣传方式、另外两种就是广播电台和书籍画册等。

战后，民众的生活很是困难，加下物价飞涨，一般的家庭根本买不起收音机。

因为，当时的收音机算是昂贵的奢侈品。1926年，一台多管收音机的售价就在500800大洋之间。随着技术的进步，产量的激增，收音机的售价逐渐下降。但对普通市民来说，置备一部收音机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书籍画册价格也不低，而且有文化的市民比例也很低。因此，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主要还是通过报纸，这也是匡科长想通过创办新报刊进行“心战”宣传的主要原因。

对于匡科长安排的任务，肖天浩此时在心理并没有抗拒，反而有一丝兴奋的感觉。

从到心理作战科工作的第一天起，肖天浩已经清楚自己角色上发生的变化。

那就是自己的潜伏任务已经由原来通过行动获取情报，已经转变成为现在的通过收集、分析公开资料获取情报。

通过与顾玉芬的交谈，肖天浩了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搜集情报的手段也是日新月异。对于各国的情报机关来说，收集情报的手段也有了新的变化，而大部分的情报来源仍然不失为从公开的报纸刊物和广播电台中获取。

肖天浩经过反复思索，觉得既然上级组织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是蛰伏，那通过公开报刊图书的收集和分析来获取情报，这种方法无疑有利自己的潜伏工作的隐蔽性。

然而，这种具体、繁难的工作单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肖天浩现在必须在调查和摸底工作中，想办法物色一些可靠的“线人”，帮助自己完成收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来源资料。

想到这里，肖天浩便往杨公井方向走去。

“欲购旧书者，必至状元境”“欲买新书者，须赴花牌楼”，这是民国南京人熟悉的两句话。

所谓“花牌楼”，大抵是指太平南路以杨公井为中心的南北地。杨公井一带是南京著名的书店街，也就是有名的“花牌楼”。

来到书店街，肖天浩发现这里不仅私家书铺扎堆营业，而且书店鳞次栉比，衡宇相望。

吴冲对匡科长的想法有些不明白。

“金陵时报在民众中已是没有什么关注力了！我现在考虑的是再创办一份新的报刊。这样，我今天给大家分工一下。报刊名、经费这些事情由我这边来负责。小曼就在办公室坐班负责协调工作，你们五个人明天开始分别到南京各个区进行摸底和调查。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拿出让毛局长满意又能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和社论来，争取在第一期报刊中一炮打响。”

“对！肖科长说到点子上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搜集关于共党负面新闻的情报，从民众中挖掘出一些有利于党国的新闻素材。”

匡科长笃然地说道。

“搜集新闻素材不是大同新闻社的事吗？我们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第二篇是1945月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的为为交通着急！。

第三篇是1946年4月16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社评可耻的长春之战。

大公报可以说是国内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民国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

“匡科长见微知著、真知灼见！可是，这些老牌的报社毕竟底子厚，他们旗下也集中了很多知名记者和评论家。我们的困难之处在于，没有他们这几个方面的优势啊！”

肖天浩在承奉了匡科长一句之后，又提出自己的质疑。

肖天浩平时也喜欢看报，在顾玉芬的印刷厂里，他几乎将每一期的新华日报都翻阅过，因此，他对国共这三次有名的论战过程一清二楚。

为了让国统区人民了解真相，认清当前形势。延安方面针对大公报上的三篇社论及时地进行了反击，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致大公报书、与大公报认国是、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三篇社论。

由于它排版精美、内容多样，每日印刷量达几万以上，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大公报虽然只是一家民间报纸，但在抗日时期，坚决抗日的这一基本立场却始终没有发生改变过，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匡科长将这三张大公报报纸在桌面上摊开，上面有用红笔勾注的三个比较显眼的评论标题。

第一篇是1941年5月21日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社评一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

可是，在解放时期大公报从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有支持态度，这跟蒋委员长在背后对大公报加大支持力度有关。

这个问题，从新华日报和大公报在这五年间发生的三次针锋相对的论战可窥一斑。而且，其中几次论争的问题都同国家、民族的荣辱兴灭息息相关。

报纸在作战科几个人的手里传阅着，肖天浩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

“借鉴大公报这个想法倒是可以。这几年，我搜集了一些大公报对共宣传战的经典新闻和评论，你们可以看一看。”

匡科长说罢，便从自己的书柜里拿出几张大公报报纸。

“为什么社会公众如此关注大公报这份报纸？你们看完这三期报纸上的评论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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